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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江西文化史上，隱逸著一位亦僧亦道、亦畫亦詩的人物，他的名號三百多年來為世人驚嘆不已。他就是開一代畫風(fēng)，獨步古今的藝術(shù)大師——朱耷。 朱耷，號八大山人，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寧王朱權(quán)的第九世孫，他少年時就聰慧過人。在家庭的影響下，受過良好的文學(xué)、藝術(shù)的熏陶，八歲能作詩，十一歲能畫青綠山水，還能懸腕行書。朱耷從小接受的是傳統(tǒng)的儒家教育，讀的是“四書五經(jīng)”。少時的朱耷滿腔熱血，一心想通過科舉考試，用自己的真才實學(xué)報效國家，但明朝的《國典》規(guī)定，明宗室子孫不得參加科舉考試。為了參加科舉考試，朱耷放棄了爵位，以布衣身份應(yīng)試，在大約十五歲那年便考取了秀才，這在眾多宗室王孫中無疑是一個創(chuàng)舉，贏得了族人和師長的稱贊。然而，正當他滿懷信心參加下一輪考試時，他矢志效力的明王朝迎來了滅頂之災(zāi)。也正是這一年，朱耷的父親病逝，隨后他的妻兒也跟著相繼離世，國破家亡的殘酷事實，沉重地打擊了八大山人，更為嚴重的是，他這個末路王朝的子孫隨時都有著被殺頭的危險。為了躲避滅頂之災(zāi)，朱耷隱姓埋名，遠逃江西奉新縣山中藏身。就這樣躲了三年，朱耷看明王朝大勢已去，復(fù)國無望，于清順治五年，在奉新縣耕香庵落發(fā)為僧。到了三十六歲那年，朱耷棄僧入道，在南昌創(chuàng)建了青云譜道院，并在此隱居，過著“一衲無余”與“吾侶徙耕田鑿井”的勞動生活，從而得以專心從事書畫創(chuàng)作，這段時期也正是八大山人朱耷后來取得非凡書畫造詣的一個關(guān)鍵時期。 康熙十七年(1678)，八大山人朱耷五十三歲時，臨川縣令胡亦堂聞朱耷大名，便以修《臨川縣志》之名將其召入府中，意圖誘使他為清王朝效力，但他仍一心忠心于明室，于是整日佯裝瘋癲，一會兒大笑，一會兒又大哭。一天傍晚，他突然撕裂自己的僧袍，投入火中燒毀，獨自走回南昌。六十二歲那年，他把青云譜道院交由他的道徒涂若愚主持，獨自居住在章江門外一座陋室里，靠賣畫為生，孤寂貧寒地度過了他的晚年。公元1705年，這位藝術(shù)大師溘然長逝，享年八十歲。 這里我們看到他的一幅塑像，不過是個干瘦的老人，一件僧袍穿在身上也如同灌滿了秋風(fēng)一樣空空蕩蕩，正是這個其貌不揚的老人，用他瘦如筆桿似的身子作畫筆，給我們展現(xiàn)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充滿著強烈生命意識的藝術(shù)世界。 八大山人朱耷的一生是悲憤的一生，也是孤凄的一生，更是創(chuàng)造的一生。他以大寫意的筆墨，將自己的滿腔悲憤發(fā)泄于書畫之中。他筆下的一枝一葉，是自己生命的骨血；他畫出的鳥啼澗鳴，是他內(nèi)心無聲的歌哭；他畫出的丑石怪禽，是生命的倔強與傲岸的寫真。他的字號別具匠心，“八大山人”四字連寫起來像“哭之”又像“笑之”，包含了他極其復(fù)雜的情感，他胸中有郁結(jié)，不能自解，就像一塊巨石堵住了一口泉水。 八大山人是一支筆。這支筆下的鷹，白眼朝天，桀驁不馴；這支筆下的鳥，單足獨立，勢不兩立；這支筆下的荷，離根飄零，身世孤凄。最美麗的孔雀在這支筆下，也變得皮塌毛落，丑陋不堪，只剩下三根花翎，暗譏三眼花翎的清朝權(quán)貴。世界在他的筆下，只是枯枝、殘葉、衰草、怪石、寒江拼湊而成的殘山剩水，萬物在他的筆下都有了人性，都有著生命的痛感、傲氣和憐憫，這其中寄托著一個明代沒落王孫喪國之痛的巨大悲哀。 八大山人是一個謎。他用古人有根據(jù)而不常見的異體字、草法，寫平常人難認的草字；用佛門的禪典、話頭，以機鋒的形式，采用僻典和省略詞字的句法，作隱晦的詩和偈；創(chuàng)造有寓意而不明顯、不易破解的合形文花押；用古法篆刻既難認又難懂的圖章，把乖戾、狂放、飄逸、空靈，帶有詭譎色彩和明顯鬼氣的塑造形體的方法，用在自己所見到的花、鳥、魚、蟲、草以及各種動植物的刻畫上，以此來寄托自己的思想和情感；八大山人的名、號、字多達百十個，而最為人們所熟悉的“八大山人”，到底是什么來源？真實意義是什么？至今也頗費后人猜想；尤其特殊的是，他本名到底是什么？三百年來，一直沒有絕對的說法。 看八大山人的作品，是在閱讀一個大孤獨、大悲寂的靈魂，仿佛觸摸到他在三百多年前的巨大孤獨和傲岸，感受他在三百多年以后仍然散發(fā)出來的強烈生命氣息。 八大山人的草書橫幅“時惕乾稱”四字，淡墨禿筆，簡練狂放，意思是只有時時警惕世間、周圍的變化，才能化險為夷、保全平安，這或許正是他一生無可奈何的真實寫照。 《楊柳浴禽圖》是八大山人晚年的作品，表現(xiàn)了他淡泊名利、與世無爭的一種心境。圖中幾枝楊柳在寒風(fēng)中飄動，樹干斜出畫面，似在向人們訴說世事難料的辛酸，而那立于樹干之上、展翅梳理的八哥則安詳怡然，自得其樂，靜中有動，使人感到荒寒蕭瑟中蘊含勃勃生機。 八大山人之前，我們也看過很多美麗的山水、人物、花鳥畫，其畫意詩情也令人陶醉不已，但總好像少了些什么。少了什么？少的應(yīng)該是畫家的真實生命感受和生命體驗，所以八大山人以前的中國畫在打動人心、撼人心魄、喚起人的生命感方面就差了一大截，而八大山人卻是以自己的人生遭際感受而蒼涼入畫。在中國繪畫史上畫家運用繪畫形式表現(xiàn)自己痛苦人生中的復(fù)雜情感，能運用得如此得心應(yīng)手，實為罕見。 朱耷的一生，創(chuàng)作了數(shù)以千計的書畫作品，在詩、書、畫、印四個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，他的靈魂在作品中也得到安慰和解脫。他的巨大貢獻在于使陷于僵局的文人畫鮮活起來，對后世繪畫樹立了敢于打破陳規(guī)的榜樣，推動了繪畫的創(chuàng)新。三百年來，許多著名畫家如揚州八怪、齊白石、潘天壽、張大千等畫壇巨匠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響，齊白石曾說：“恨不前生三百年，愿為八大山人鋪紙磨墨”。 在海外的書畫界，流傳著這樣一句話：“不說八大山人不雅！”把他與音樂魔鬼貝多芬、繪畫魔鬼畢加索相提并論，稱之為東方的藝術(shù)魔鬼；甚至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，建立了八大山人藝術(shù)研究中心。 |
